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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溪林:與改革的不解之緣

作者:蘇泉 來源:北大人在深圳·第一輯 責任編輯:xiangwang 2023-01-20 人已圍觀

人物簡介:
蔣溪林,男,1964年3月生,漢族,湖南衡陽人,1980年9月就讀北大法律系,1986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,1987年7月參加工作。北京大學法學碩士,美國羅斯福大學EMBA(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)。
 
曾在國家體改委、中央電視臺、人事部、深圳市人大常委會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等單位工作,2015年任深圳市委委員,深圳市司法局黨委書記、局長。參與了立法、行政、司法多領域改革與創新實踐。
 
“小男孩”金榜題名
 
1980年初秋,天氣還很炎熱。湖南衡陽鄉下,一個16歲男孩正帶著兄弟們為“美好生活”在小河溝抓魚。那時候,河水清清、水草豐茂、魚蝦密布。一紙通知書從北京悄然飛到這里,打破了鄉村的寧靜,也改變了男孩的人生命運。
 
這個“小男孩”就是蔣溪林,接到的是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。38年后,談及金榜題名,他還是滿臉的興奮和喜悅,還能精準地還原當時的場景和細節。他動情地說,那是人生最幸福的時刻。
 
在填報志愿的時候,蔣溪林的父親建議他穩妥為上,不要碰北京大學。
 
“溪林,我們公社從民國到現在還沒有人考上北大。我們農村娃,能進城讀書,畢業后留在城里工作就很好了,不要冒險。”
 
北京大學一直是“小男孩”神往的地方。在上高中的時候,他的恩師生病住院了,在病床上,恩師伸出干瘦的左手拉著他的手說:“溪林啊,你能不能助我實現一個夢想?我教過的學生中還沒有出過北大生。”以往蒼勁有力的大手在當時已經變得羸弱,聲音也不如從前洪亮。“
 
我報這個志愿,還有一點報師恩的成分。”他回憶道。
 

▲1986年秋在未名湖畔
 
懷揣著師生的共同“夢想”,他趁著父親午睡,悄悄更改了志愿。“我一直是個‘乖乖仔’,”他說,“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冒險,對父親說‘不’。”
 
1980年,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剛剛拉開不久,全國上下生機勃勃。當時北大最火的專業還是文史哲,而他填報的志愿是經濟學、法律學專業。他回憶道:“選擇經濟、法律專業的確受到那時大氣候的感染,經濟學專業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一專業,無奈我英語成績太差無緣經濟系。”
 
北大七年的幸福時光
 
15歲那年,蔣溪林參加全縣高中生作文比賽,第一次進縣城,第一次吃上饅頭,第一次住上招待所。此前,他的活動圈很少超出公社轄區。有時考得好成績,父親會帶他出公社到鎮上,犒賞他兩根香噴噴的油條。
 
16歲那年北上求學,他第一次坐上火車,跨長江,越黃河,第一次看到華北平原挺拔的白楊樹,想起了語文課本里的《白楊禮贊》。他的父親怕他丟了,一路送他到北大。父親帶他看了故宮和頤和園,說這是北京最好的景點,叮囑他以后不要再出去玩了,要好好讀書,不然會跟不上班,因為班上的學習尖子太多了。
 

▲求學時期的蔣溪林
 
1980年的北大,建筑面積只有40萬平方米,沒有高聳的大樓,但大師云集。蔣溪林記得那時經過燕南園時,經常能見到國寶級大師。朱光潛先生經常獨自一人坐在一把綠色的椅子上曬太陽,他不止一次向朱老先生請教,朱老誨人不倦。
 
當時的班上各種狀元不少,能人高人很多。蔣溪林入校時身高不足160厘米,體重不到100斤。當他見到身高超180厘米的女同學時,不禁驚呼:女孩子能長這么高?他還有一個短板,就是普通話不過關,中學老師的課全部用湘方言教的。當時他看電影能聽懂八成,聽課只能聽懂六成,上完課他還要借同學的筆記本再“核對”。“父母知曉我的難處后,挑了一擔稻谷賣了,寄來20元錢,我用19.8元買了人生的第一臺電器——紅燈牌收音機。有了收音機,我的普通話聽說能力就進步快多了。”回憶起往事,他點滴都記得很清楚。
 
他的第一學年是在自卑、恐懼、忐忑不安中艱難度過的。第二學年,張國華教授講授《中國法律思想史》,這是法律課程中離傳統國學最近的一門學科,張教授畢業于西南聯大,治學嚴謹、功力深厚。他完全折服于張老師的學術風采,對這門課也格外用心,課外遵師囑認真閱讀了楊伯峻先生的《論語譯注》《孟子譯注》。有一次張老師要求每個班派一名代表上臺講學《論語》的體會,他代表二班發言。張國華老師覺得他講得不錯,就推薦給了班主任鄭兆蘭老師。鄭老師很給力,就“提拔”他當了班上的學習委員。
 
“張國華老師對我有知遇之恩,鄭兆蘭老師是我的貴人。”蔣溪林回憶道,“我一直很感激他們能給我這個機會,讓我重拾自信,在強手如林的北大找到了感覺。我從小學四年級開始擔任學習委員,初中、高中、本科、碩士研究生各個學習階段都擔任過,乃至參加工作后參加各種學習班、專題研修班,還常常擔任,可算是與學習委員有不解之緣。”
 
20世紀80年代初,是北京大學法學教育發展最繁榮的時候。北大法律系是全國法學教育的標桿,是“立標準”的。北大領先全國開設法學基礎理論課程,同時也是全國第一個開設經濟法專業的學校。師資陣容強大,法理學有陳守一教授、沈宗靈教授、張宏生教授、劉升平教授,法律史學有張國華教授,國際法學有王鐵崖教授、趙理海教授,憲法學有龔祥瑞教授、肖蔚云教授、羅豪才教授,刑法有楊春洗教授、甘雨霈教授,民商法有芮沐教授、魏振瀛教授,環境法有金瑞林教授。在北大的七年學習中,蔣溪林很感恩北大帶給他高品質的法學教育和學術環境。
 
回憶北大求學歲月,他說道:“我覺得我學會了學習,學習是一個終生的過程,學會學習方法更重要。”他學習很刻苦,在上大學之前沒有學過英語,高考英語只考了9分,純屬在40分選擇題中連蒙帶猜,而同班同學中有好幾位考了90多分。當時資訊不發達,想找一張英文報紙、一份英文雜志都費勁,也買不起錄音機。他幾乎花了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學習英語,功夫不負有心人,兩年后的英語結業考試他考了90多分。北大的講座是一座金礦,他課余時間還聽了很多大師講座,累積下來開闊了視野,啟迪了思維,提升了格局。他還很愛讀書,經常趁著周末,在學三食堂買幾個六分錢一個的面包,接一瓶開水,就跑到附近僻靜的公園去看書,常常一看就是一天。“現在回想起來,大學二年級課外看的50本書讓我一直受益。”
 
在學習之余,他還加入了武術社,跟李子鳴大師的嫡傳弟子練八卦掌。習武既錘煉了他的意志,也提升了身體素質。后來大學生體育達標測試,他每項得分均是100分,其中引體向上一口氣還做了35個。大學期間農村娃蔣溪林還聽從周培源校長的教誨惡補了藝術鑒賞,培養了對音樂和美術的興趣,也學會了下圍棋、中國象棋和踢足球。他還參加過一次征文競賽,主題是“壯哉中華”。蔣溪林寫的《中華的復興與改革》獲得第11名。雖未進入十佳,但也獲得了10元獎勵,這是他人生第一次獲得“大獎”。1983年,他寫的一篇豆腐塊文章上了《中國青年報》,這是他人生第一次書寫的文字變成“鉛字”。
 
蔣溪林的父親給他算了一筆賬,本科四年總共花了763元。體諒到家里生活并不富裕,他上學的時候在食堂里勤工儉學,幫食堂打菜打飯,一次三毛錢。用這筆錢,他給母親買了一副皮手套,還買了第一本《新英漢詞典》。
 

▲1987年北大讀研時春游妙峰山
 
談到當年北大食堂的飯菜,他滿是歡喜:“那個時候北大賣得最快的就是紅燒帶魚和排骨,還有水餃。北大的油燜茄子,是我最愛吃的。我最喜歡這份工作的原因是可以不用排隊就可以吃到想吃的,外加一頓飽飯。”
 
說實話,在同學面前賣飯在當時還是需要一點勇氣的,他當時內心也經過了激烈的思想斗爭。最后說服他的是四個字:勞動光榮。直到今天,他仍然對烹飪有強烈的興趣。
 
研究生階段,每月學校發54元,生活質量明顯提升。北大25樓附近開了一家“桂林馬肉米粉”,味道很正,他不時光顧打牙祭。第一次吃涮羊肉是1985年冬天,他一口氣干掉2斤,餐資來源于哥幾個的武警法律函授課程的判卷費。
 
“北大是我夢開始的地方。我覺得對我影響最大的,就是北大培樹了我的使命感和責任心,以及濃濃的家國情懷;在做事方面,北大培養了我的科學態度、專業精神以及創新意識;在做人方面,我學會了與人為善、厚道處世、團隊合作、換位思考及永不放棄。”回憶起七年的北大生活,他感慨道。
 

▲1988年在央視研究節目(右一)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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